我蹲在灶前生火，湿柴发出的烟飘散进屋里。三姐的遗像挂在灶台上方，镜框上积了一层灰，我没有去擦拭。在2003年农历二月初七的傍晚，天未黑时就得亮灯，黄光照射着模糊的遗像。姐夫从田里回来，把锄头放在门后，锄头撞击在青石门槛上，那声响清脆。他洗完手，在水缸边甩了甩，水珠溅到我脸上。他只是瞥了我一眼，没有说话，便端起碗。碗里的红薯粥稀得能映出影子。五妹在门槛上喝粥，声响不断。母亲站在灶后，手里拿着锅铲，始终没有坐下。那晚父亲说了一句：“老四，你也不小了。”那时我十九岁，三姐去世时我才十三。她是因病去世的，具体得了什么病家里人也说不清，只知道她逐渐消瘦，后来肚子又鼓起来。去镇上的卫生院看过几次，拿了草药回家熬着喝，效果不佳。后来来到县医院，医生说要住院，但缺乏押金。三姐夫当时刚刚上门两年，手头拮据，他回村里借了钱，凑了三百多块，但这笔钱在1997年的县医院连三天的床位费都不足。三姐从医院回到家的那天，正月二十六，天冷得井水也结了冰。她被架在板车上，三姐夫拉着，走回村子，路程十五里，走了两个多小时。到家的时候，她的嘴唇已经发白，撑了七天，最后一个晚上叫了一声“妈”，便再没有发声。

三姐夫没有离开。根据我们那的习俗，上门的女婿媳妇去世后可以离开，但他并没有。第二天早晨，他照常起床去井边挑水，扁担在肩上发出吱吱声。母亲在灶房门口看着他，再倒进水缸，又挑着空桶出去。母亲回到屋里，坐在床边，手攥着被角，一上午都没放松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他依旧忙于农田的活儿，春天插秧，夏天割麦，秋天收粮，冬天挑泥。他话很少，一天说不了十句。饭时，他坐在三姐之前的位置，低头夹饭，吃完就又下地。村里人偷偷议论他图的是什么，有人说他看中这家的地，有三间瓦房，还有四个未嫁的姑娘。话传到母亲耳里，正当她剁猪草时，手一抬，眼睛已潮红。

到了1999年，大姐出嫁，嫁给镇上的一个拖拉机司机。2001年，二姐嫁人，嫁到邻镇，男方是建筑队的。家里剩下四姐、五妹和他。四姐当时二十一岁，我十九，五妹才十五，还在上初中。他一个人承担了地里的活。父亲因腰伤不能干重活，只能在家编筐，一天能卖两块五。母亲养猪，一年出栏两头猪，卖四百多块。日子过得紧巴，但粮食没有断过。 球友会官网

2003年春，父亲把四姐叫到堂屋。墙上挂着三姐的遗像，父亲坐在下面，手里捏着一根烟，没点。他说：“老四，你也不小了。”四姐站着，手扭着衣角。父亲接着说：“你三姐夫人老实，地里的活他都能做。”四姐没有回应。父亲沉默了一会儿，继续说：“要是你没意见，就挑个日子把事办了。”四姐那年二十三，在我们那儿这个年纪还不算大，但她长得一般，且读书不多，几次联系的亲事都没成功。有次男方嫌弃家里姑娘多，觉得日后负担重，四姐哭了一晚上，第二天还得下地。四姐没表示同意也没拒绝。父亲点燃了那根烟，抽了一口，呛得开始咳嗽。母亲从灶房进来，端着水给父亲，瞥了四姐一眼，四姐低着头走了。那晚，四姐和我挤在同一张床上，她翻来覆去，床板发出吱吱声。我问她：“你愿意吗？”她始终沉默。良久后，她说：“三姐的孩子要是活着，也该上学了。”三姐曾怀孕，但并未保住。

2003年农历三月十八，四姐和他成了家。没有摆酒，只请了几桌本家人。杀了一头猪，买了一箱白酒。他穿着蓝色的新衬衫，领子有些紧，四姐则穿着母亲改的红棉袄，前后改了三个晚上。拜堂时，三姐的遗像仍挂在墙上，镜框擦得干干净净。拜下去的时候，他的腰弯得很低，几乎碰到膝盖。村里人看着，有的人笑，有的人不以为然。第二年，四姐生下一个儿子，第三年又添了一个女儿。他依旧话少，活儿多，清晨五点就起，先去田里转一圈，再回来吃早饭，吃完又下地。中午再回来吃饭，晚间则回来喂猪、劈柴、挑水。若是孩子哭了，他就抱起来在院里走，轻声哼着不成曲调的歌。四姐在灶上忙碌，听见孩子哭，喊了他一声，他便把孩子抱进去。

到了2008年，我出嫁了，丈夫在县城跑运输。那天他帮我把行李搬上车，箱子很重，他弯着腰扛着。完成后，他站在车旁，手在裤子上擦了擦。我说：“姐夫，我走了。”他只是嗯了一声。车开后，我透过后视镜看到他仍然站在那里，手插在口袋里，风把他的头发吹乱。 球友会官网

之后我每年回去一两次，每次见到他依旧如故。越来越多的地里活他搭建了棚子，中午不再回家。母亲年纪渐长，无法继续喂养猪，只保留一头留作过年。父亲依旧编筐，只是速度慢了，一天往往编不了一个。四姐则要管理家务、照顾孩子和他。有一次，四姐和我说：“他这个人很闷，一天到晚也不说话，你问他十句，他才回答一句。”我问：“那你还和他在一起？”四姐笑着说：“习惯了。”2015年，父亲去世前把他叫到床边，紧握着他的手说：“这个家，交给你了。”他默默地点点头，父亲闭上了眼睛。